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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考正在变“轻”，但压力未必在变小
过去一年，从北京市到吉林省，再到湖南、安徽、陕西等地，多地密集调整中考科目结构——生物、地理不再计分，“小四门”陆续退出总分体系，考试总分被压缩，开卷考试、等级评价成为新趋势。
这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轮中考“减量”改革。但在家长的直觉里，另一种变化正在发生：科目少了，竞争却没有消失，反而更集中在语数外和物理等少数科目上。当“减负”成为改革的关键词，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：中考的压力，真的来自“考几门”吗？
吉林的最新动作，再次把中考改革推上台前。
近日，吉林省宣布，自2027年起，生物学、地理两门学科不再作为中考计分科目，改为考查科目，实行开卷考试、等级呈现。这意味着，“小四门”中的两门，正式退出“分数赛道”。
这并非孤例。过去一年，全国多地密集跟进，一场以“减量”为特征的中考改革，正在快速铺开。
北京无疑是这一轮改革的“风向标”。从2025年起，北京中考计分科目由10门压缩至6门，总分由670分降至510分。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道德与法治、物理、体育与健康成为唯一计分科目，历史、地理、化学、生物全部转为考查科目，以A/B/C/D等级呈现。同时，道法实行开卷考试，物理增加实验操作分值，体育分值逐步提升至70分。
在湖南，长沙、岳阳、湘潭、怀化等地已明确，生物、地理不再计入中考总分；从2026年起，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四门科目统一改为开卷考试。四川乐山、眉山，安徽黄山，陕西西安等地，也纷纷推出类似方案：生物、地理不计分，成绩以等级呈现，仅作为录取参考或“合格门槛”。
以安徽黄山为例，当地将生物、地理成绩作为示范高中录取门槛，合格率约为97%，其政策意图十分明确——守住基础、不再“内卷”。江西吉安则通过机考方式实施等级评价，同样不计入总分。
不过，改革并非单向推进。在“减法”成为主流之时，湖北鄂州却选择“加法”：自2026年起，将“小四门”原始分重新计入中考总分。
这种分化折射出一个现实：即便在同一轮改革周期中，各地仍在试探路径，并未形成统一答案。相比北京的激进调整，多数地区显得更为谨慎——往往只“拿掉”生物、地理，而保留历史、化学的计分地位。
这背后有其现实考量，历史、化学在高考体系中仍占重要位置。北京在2025年改革后，就出现了部分初中毕业生在暑期集中补习高中化学的现象，一些家长开始担忧初高中衔接出现断层。这种“后遗症”，也让其他地区在改革时更为保守。
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，会发现今天的“减法”，其实是对过去一轮“加法”的修正。
2016年前后，在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启动背景下，各地曾掀起“全科纳入中考”的浪潮。彼时的逻辑非常清晰：只有进入中考计分体系，学校才会真正重视，学生才会认真学习，素质教育才能落地。于是，生物、地理、历史、化学纷纷从“考查科目”升级为“计分科目”，中考总分随之水涨船高——深圳、河南等地一度达到610分、700分，个别地区甚至超过850分。
北京在2018年推出的“五选三”模式，则将这种改革推向极致：除语数外外，学生需从物理、生物（化学）合卷、道法、历史、地理 5 门中选3门计入总分，且必须至少选1门理科（物理或生化）。表面上，这一设计赋予了学生选择权，但在现实操作中，却演变为“战术选科”——哪一科更容易拿高分，就选哪一科，兴趣和能力反而被挤到边缘。
2021年，北京再次调整，改为“全科开考、择优计入”，10门科目全部考试，但只取部分计入总分。然而，这一看似折中的方案，并未减轻学生压力，反而让备考更加沉重——“主科要拔尖，副科要满分”，成为普遍心态。
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23年。北京宣布“小四门”全部退出计分体系，改为考查科目。这一“急刹车”，迅速引发连锁反应，并最终演变为今天席卷全国的“减量潮”。
如果说过去十年是一轮“加法—再加法”的扩张周期，那么当下，则进入了“减法—再平衡”的阶段。
正如北京市教委主任李奕所言，这一轮改革的总体思路是“大减法、小加法，多渠道、新载体”——去掉死记硬背、机械训练的考试内容，转向实践能力、探究能力以及价值观评价。
换句话说，表面上的“减科”，本质是一次对“考什么、怎么考”的重构。
当各地纷纷调整科目结构，一个更深层的话题浮现出来：这场改革，究竟在解决什么问题？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界面新闻表示，当前多地降低生物、地理等科目的分数权重，甚至不再计入总分，确实正在成为一种“通行做法”。但这一趋势本身，也暴露出中考改革长期以来的反复——在“加科”与“减科”之间来回摇摆。
在他看来，这种围绕科目增减展开的改革，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“表层”。
一个关键矛盾在于：教育部门往往将“减少计分科目”解释为“减负、促进素质教育”，但这一逻辑并不完全成立。既然不计分更有利于素质教育，那么为何不进一步将物理、化学乃至外语也从计分体系中剥离？显然，问题并不在于某几门学科本身，而在于整个评价体系。
过去十年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：凡是纳入中考计分的科目，都会迅速走向应试化；而一旦退出计分体系，又容易被边缘化。这种“纳入即应试、退出即边缘”的循环，几乎成为中考改革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。
在现实中，这种担忧已经显现。家长最常见的疑问是：不计分了，学校还会认真教吗？学生还会认真学吗？类似情况早在2018年北京“选考制”时期就已出现——学生在提前考完部分科目后，往往迅速“抽离”，课堂参与度明显下降。
另一方面，竞争并不会因为科目减少而消失，只会重新分配。当“小四门”退出赛道，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等核心科目，反而承载了更大的选拔压力。“以前是一分一操场，现在可能是一分几操场”，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调侃。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界面新闻表示，中考改革的根本背景，在于其“功能正在发生变化”。
“最初的中考，其实是‘高中升学考试’和‘初中毕业考试’的两考合一。”储朝晖指出，这一制度既承担选拔功能，也承担学业合格性评价功能。但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普及，越来越多学生能够进入高中，这意味着，中考原有的筛选功能正在弱化。
更重要的是，高中教育本身也在发生转型。过去，高中更多是“能不能上”的问题，并且不同学校之间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；而未来的发展方向，则是减少纵向分层，转向多样化发展——不同类型高中之间不再是简单的“好坏之分”，而是提供差异化路径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他认为，中考需要完成一次更深层的转向——从“筛选”走向“发现”。
“过去是淘汰谁、选出谁；未来更重要的是发现学生的兴趣、潜能和优势，让他们进入适合自己的高中类型。”储朝晖说。
但从现实来看，各地目前的改革，仍主要停留在“加减法”层面，即通过减少考试科目、降低考试难度来减轻负担。这在他看来，只是“初级阶段”。
“仅仅做加减法是不够的，关键是理念要转变。”储朝晖强调，真正的改革，应当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空间。
他提出一种更具弹性的思路：在确保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等基础科目作为必考的前提下，其余科目可以设置为“选考”，但这种选择权不应提前，而应在学生完成全部课程学习之后再行决定。
“比如一共10门课，除了几门必考，其余科目可以在毕业时由学生自主选择参加考试。学生通常会选择自己更有兴趣、学得更好的科目，这样既保证了课程完整实施，也体现了个体差异。”在他看来，这种“学完再选”的机制，比简单地取消部分计分科目，更有助于实现中考从“分数筛选”向“个性发展”的转型。
而在熊丙奇看来，中考改革的核心和难点，从来不在科目调整，而在录取制度。
只要高中招生仍以中考总分为唯一标准，按照分数排序录取，那么无论考几门、总分多少，学生之间的竞争逻辑都不会改变。即便只考一门语文，也同样会因为需要区分排名，而不断提高难度，催生新的应试压力。
因此，真正需要推进的，是中考录取评价体系的重构。
一方面，是过程性评价的引入。当前政策已在推进“指标到校”，即将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初中学校，本意是降低“一考定终身”的权重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多数地区仍以中考成绩作为分配依据，过程性评价尚未真正发挥作用。
另一方面，是对学校办学评价的重构。长期以来，以升学率作为核心指标，使得学校倾向于压缩非计分科目课时，“阴阳课表”等问题由此产生。如果不改变这一导向，任何科目结构调整，都可能在执行层面被“还原”为应试逻辑。
更深层的矛盾，则来自教育资源结构本身。以上两位学者均指出，只要优质高中资源仍然稀缺且分布不均，中考的选拔压力就难以根本缓解。
也正因此，政策层面已在释放信号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，有序推进中考改革。所谓“有序”，并不只是科目的增减，更在于推动招生、评价与资源配置的系统性调整。
从现实路径看，这一过程不会一蹴而就。过程性评价的公信力如何建立？家长对公平性的疑虑如何消除？高中资源如何实现更均衡配置？这些问题，都需要时间与制度设计逐步回答。
可以说，当前这轮“减量”改革，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——通过降低部分学科的分数权重，暂时缓解学生负担，同时为更深层的制度改革腾出空间。
回到最初的问题：中考改革，究竟在解决什么？
它既试图减少机械刷题、缓解分数内卷，也试图推动课堂回归知识与能力本身；既在调整考试科目，更在重新界定“什么才值得被评价”。
但更重要的是，它正在逼近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：在分数之外，我们该用什么标准，来判断一个学生的成长？
在这个问题真正被解决之前，中考改革仍将继续在“减”与“增”、“公平”与“多元”、“选拔”与“育人”之间反复权衡。而这场博弈的终点，或许不是取消考试，而是让考试不再成为唯一的答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