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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教育政策总结 作别过去 迎接2020教育新气象
2019年，教育行业可以说是跌宕起伏、冷热交替。
这一年，教育行业整顿工作持续推进，相关政策陆续出台落地，线下线上全面开花。整治之下，前几年疯狂的资本市场开始回归理性，不合规机构要么整改，要么离开，整个行业开始回归教育本质，逐渐向合规迈进。
作为一个逆经济周期的行业，教育更多的是与政策有着强关联。政策一端链接着不同的教育群体——学生、教师、家长、管理者，另一端链接着教育产业。政策上的任何风吹草动，都可能引来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从学段而言，义务教育、高中教育、本科教育、研究生教育，均有重磅的改革意见出台，既关乎教育质量也关乎评价方式；从教育类别看，公办、民办，线上、线下，学历、非学历，普教、职教，学科教育、素质教育等均有涉及，引发行业关注；从教育主体看，学生、教师、管理者均有提及，吸引着国人的目光……
“凡为过去，皆为序章。”新京报选取了2019年教育行业热度最高的10个关键词，与2019年作别，也为新的一年埋下期冀。
1、教育APP治理
进校APP治理的热度从2018年蔓延到整个2019年。
教育信息化的加速，让APP成为了不少学校的教学辅助工具。与之同时，APP泛滥、平台垄断、强制使用等现象也开始涌现。
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已成为监管重点。教育部发文要求学校布置作业不得依赖电子产品，并出台首个国家层面规范教育App的文件，要求教育类手机软件将实行备案制度。
为进校App设立准入门槛，是教育部门规范APP的第一步。设置准入许可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在严守底线的前提下为教育新业态发展留空间是APP治理的出发点。业内人士表示，监管的加强为APP进校划红线，也进一步净化教育APP的生态环境，利于行业蓬勃发展。
目前，首批教育App备案名单出炉，共152个教育APP通过审核，覆盖课堂教学、课后练习、网校直播等多种类型。“白名单”只是为合法身份盖个戳，若想从梦想照进现实，还需要严格地落实并执行：建立教育移动应用的选用退出机制、负面清单和黑名单制度，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。
2、高校“清退潮”
2019年，国内高校迎来“清退潮”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19年底，延边大学、深圳大学、广州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等高校对研究生进行了清退；中国人民大学、河北邯郸学院等也相继启动本科生清退工作。
清退也在留学生群体中发生。前段时间，武汉大学清退181名不合格留学生登上热搜，清退的主要原因是部分留学生不按时注册、不按规定参加教育教学活动、学习成绩跟不上等。
清退之举并非无章可循，从各大高校的学业管理规定，以及来自教育部的各种政策条文均可追溯。
2019年初教育部印发文件，要求“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落实及早分流，加大分流力度”，并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。2019年10月，教育部再次亮明态度：严把考试和毕业出口关，坚决取消毕业前补考等“清考”行为。同时，严肃处理各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中的不端行为，严格毕业要求，严把学位授予关，健全人才培养质量过程监管制度。
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所言，“‘玩命的中学、快乐的大学’，这种现象应该扭转。对大学生，要合理增负。”对于不合格大学生进行清退，是大学施行“严进严出”的举措之一。多所高校的“清退”案例，不仅对学生起到警示作用，对大学如何培养学生，也敲响了警钟。
专家认为，高校“清退潮”也是“提高高等教育质量”组合拳内容之一，未来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将更严格，想要顺利步入社会，先过大学“第一关”。
3、职教高光时刻
2019年2月，一纸“职教20条”下发，将职业教育推至聚光灯下。3月，“高职扩招”更是以高姿态进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
接下来，1+X证书制度改革、高职扩招百万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、启动双高计划评选、职教奖学金名额增加、多所高职升级为职业大学……利好政策蜂拥而至。截至岁末，《职业教育法》修订草案开始公开征求意见，为2020年的职教开启一个未完待续的序章。
长期以来，受社会对职业教育普遍歧视等多重因素影响，职业化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。政策加持下，社会对职教的信任和信心正在复苏。
但仍有一些损害信任的事件发生。例如校企合作升温过程中，极容易出现“幺蛾子”，包括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、违规收取所谓“培训”费等等。阴影之下容易滋生问题的产业链，仍在呼唤监管的清理和有效约束。
另外，喊了多年的“校企融合”，仍旧在摸索完美融合的路径。仅有政策的“加持”远远不够，如何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，解决人才供需“两张皮”的矛盾，将是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关键。
4、校外机构治理
2019年已进入“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”时期，经过2018年“史上最严减负令”的“惊涛骇浪”，“黑白名单”常态监管机制已建立，用教育部长陈宝生的话说，治理校外培训机构，打的是“持久战”和“攻坚战”。
2019年10月末，一篇名为《南京家长已疯》的文章刷屏，掀起一场全国各地家长的集体焦虑。事实上，在“高考”指挥棒之下，从2018年开始，任何一个地方性减负文件的出台，似乎都能频频挑动家长的神经。
这个“结”的成因错综复杂。教育部给出的“药方”之一是，构建科学评价体系，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，强化素质教育导向，解决好指挥棒的问题，科学合理地减负。然而，庞大的机制调转航向仍需要更多时间。
这场治理也在搅动线上线下k12学科培训市场。2019年，线上培训机构终于熬过了“山雨欲来”，等来了治理政策出台。政策要求，明确按照线下培训机构管理政策，同步规范线上教育培训机构。不少业内人士认为，从整体来看，政策对在线教育机构“比想象中宽松”。
显然，对于培训机构来说，成本将大幅增加、收费周期要求对机构现金流造成一定影响，也对在线语培等部分细分赛道造成冲击。尤其是对实力不足、资源不足的中小型教育机构更是致命的打击。
5、学前教育普惠
2019年，幼教事业在“普惠”路上继续狂奔。继2018年11月幼教新规颁发以来，2019年1月，对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启动，也成为幼教领域贯穿2019年一整年的主题。
2019年11月14日，教育部公布，全国4万余城镇小区配套园中，存在问题的有1.84万所，其中移交不到位的有1.15万所。截至2019年10月11日，已完成整改任务的有6300余所，占总数的35%。
移交工作有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各地的补贴遵循“一园一议”原则，但不少在移交范畴的高端园正艰难求生。另外，高端园被改造为普惠园后，各项开支缩减，服务质量难以维持此前水准，也引发了与家长之间的纠纷。
2018年幼教新规颁发，受此影响，2019年12月，遭遇政策众创的A股幼教上市公司威创股份宣布转让旗下可儿教育70%股权；2018年8月份提交招股书的尚德启智教育上市路漫漫，2019年2月剔除幼儿园资产后再次递表，然而在8再次失效，随后未再递交；红黄蓝教育继续亏损……
而普惠是幼儿园的大势所趋，行业大洗牌势在必行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求生、破局、转型，将成为难以绕过的话题。
6、规范义务教育招生
2019年年末，一则报道再次让“掐尖”招生引发舆论关注。这篇名为《“变味”的冬令营》，描述了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火爆的冬令营报名现场，每名学生冬令营收费6000元，报名号被家长一抢而空，并指出该校名为举办与升学无关的体验营，实则以冬令营形式“掐尖”招生。
多年来，不少地方民办学校在招生过程中，提前组织名目多样的考试选拔违规招生，已不是新鲜事。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管理，国家有关部委每年都要三令五申。
2019年，教育部曾先后下发文件，要求“严禁违规争抢生源、‘掐尖’招生、跨区域招生、超计划招生和提前招生”的现象。并提出，各地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，实行公办民办同步招生，超过招生计划的要摇号录取，并在明年招生入学工作中全面落实到位。
公办民办纳入统一管理为违规招生画出一道红线。但要治理“掐尖”问题，规范学校招生行为，出重拳问责学校，只是第一步。如何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、改革评价制度、不唯分数论，不以升学率考核学校，教育的真正公平，任重而道远。
7、素质教育提速
在“应试教育”种种弊端呼之欲出的大背景下，2019年，素质教育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。
义务教育阶段改革意见中提到，注重加强提升学生的素质教育，素质教育将作为学校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，“五育”并举，重点、全面发展素质教育。
中小学校应如何平衡素质教育与学科知识教学?实际上，应试教育中本身也包含了素质能力，如学生学习能力、反应能力、抗压能力等，而素质教育的很多技能技巧也能够辅助学科知识学习。只是往往人们在实际中容易急功近利、非此即彼，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对立起来。
不难看出，此前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行动仅限于学科类课程，素质教育课程不在治理范围内。同时，在资本投资更加慎重理性的2019年，素质教育赛道仍然在一级市场保持了良好的活跃度。少儿编程、体育教育、创客教育、艺术教育……据多鲸资本发布的《2019上半年教育行业投融资报告》，素质教育投融资数量最多，达到50起。
政策支持、技术落地、资本青睐，都给素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。种种迹象都释放了一个信号：素质教育即将驶入快车道。
8、规范校外机构预付费
“跑路”是2019年教育机构不可回避的关键词。
这一年，大到韦博教育，小到沐奇亲子游泳，教育培训机构跑路的消息此起彼伏。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，2019年陷入危机或者“跑路”的机构已达十数家，涉及K12、留学、早幼教等多个赛道。
“跑路”背后暗藏的退费难风。预付费一直是教育培训机构普遍采取的收费模式，当企业说走就走，最受影响的当属无辜的学生家长。
如何为预付费立规，教育部早已释放信号——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，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。并对线上培训机构做出了收费时长限制。
也有部分省市出台细则。2019年12月，北京市教委发布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管理细则》征求意见，对培训机构预付费的收费规则、服务合同、退费时限等作出规定。
这其中，也不乏“钻政策空子”之举，如，给家长一个比较大折扣力度，要求预付费一年，但签四份合同；或者“买三赠N”打擦边球。
说到底，教育行业是个慢行业，不能靠快钱“砸”出来。与其将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，不如从自身做起，提升竞争力。
9、中高考考纲取消
2019年11月末，“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”的消息上了热搜。不少学生和老师感到有些“懵”：这样岂不是整本书都成了重点？
事实上，今年6月，国务院关于高中阶段教育改革意见中也提到，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省份不再制定考试大纲。
课程标准本来就是教材编写、教学与考试评价的依据。政策本身要改变评价体系，让评价变得多元，让评价的权力由集中变得分散，避免以一个简单的大纲来决定教学和学习内容。
正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所说：“考试大纲的存在刺激了应试教育现象，导致学校‘考什么教什么’，取消考试大纲则可以实现‘教什么考什么’，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。”
然而，执行结果与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、统筹及考试命题能力有关，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偏差也令不少人担忧。若执行存在偏差，可能会造成考试内容变得扑朔迷离，如果学校老师判别能力强会好一些，反之，可能会导致学生面临的挑战加大。
所以，取消考纲意味着对于老师的要求更高，除了知识储备，也要求老师具备多方面的综合能力，“首先老师自己要有一桶水，才能给学生一碗水”。
也许，政策的执行和个体的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。
10、教育惩戒权落地
关于“教育惩戒”，一直是教育、法律界的热词。老师是否有惩戒权？应如何行使？惩戒边界在哪？都值得探讨。
在一些人眼里，惩戒往往跟体罚、变相体罚有着前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外界的闻声色变以及对惩戒权的消极态度，一度造成老师“想管不敢管”的局面。
2019年11月教育部发布《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将教师惩戒方式分为一般惩戒、较重惩戒、严重惩戒、强制惩戒四个等级，并规定了禁止的惩戒方式。同时，在一定程度上教师惩戒权“交给”学校，规定学校应当依法制定、完善校规校纪，明确教师实施学生管理和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则。
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。文件的出台，是教育管理制度上的一个突破。然而，如何真正落实到位？还需要地方、学校结合实际需要，制定实施细则。使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有条规可依、有可操作性。不仅起到教育学生的作用，也避免教师滥用权力。
毕竟，惩戒目的不是让学生向老师低头。
